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常务副部长张云峰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认为，文物题材作品重要的是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知识、历史掌故，绝非用舞蹈语言呈现文物的形态，但现在市面上不少舞蹈作品本末倒置，“为了模拟一个形象，一直在堆砌动作，一个动作排了两分钟，演员受不了，观众也受不了。”张云峰说，舞蹈作品要用最简洁干练而且让观众看得明白的语言，将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传递出去，这才实现了活化文物、传承文化的作用。

剧中任新正饰演者吴刚、任天真饰演者罗一舟、杨小红饰演者张萌、赵力权饰演者朱俊麟现场也分别分享了创作感悟。吴刚正面回应了观众对自己演技的评价：“看完之后，我确实是觉得有点爹味。表演节奏上来说应该再快一点，再稍微有点血性劲，把节奏提高一点，这是我下边表演所要提升的空间。”

时尚是个圈，早在2021年，“新国风”就席卷了大江南北。服装设计师将汉服、旗袍进行改良，以适应现代人生活需要，并特地搭配刺绣、水墨、唐扣、交领等国风元素，将文化自信穿在身上。不过，由于普遍意义上对于国风内敛的印象，新中式服装普遍运用雅白、丹青、黛黑等素色。

这绝对是最低级的手法。

他骨子里就坏，自己先看不起别人欺负别人，知道人家身份不一样了，才摇着尾巴巴结，所以他真的活该。

《长安三万里》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既与历史互文，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花板”，其诗奇幻瑰丽，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人气”。他心有傲气，会因崔颢的一首《登黄鹤楼》而自愧不如，立志下扬州作好诗；他性子顽劣，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他彷徨迷茫，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他甚至会犯错，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他有出世魂，亦有入世心；他望展鸿鹄之志，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出山为其作诗。这一情节的设计，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相较于李白，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他出身低微，口齿不清，非读书之才，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收复长安的武将。在高适的身上，成长弧光熠熠生辉。但是，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在片中，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他既与“诗仙”李白交心，又与“诗圣”杜甫交志，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事实上，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却自扬州分别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造化造物，因缘际会，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所行之事也不同。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河岳英灵集》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侠客行》中写到的一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影片中，李白亲言《侠客行》乃依高适形象而作，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可是时代阴影下，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